计划的制定及其方针任务,加强市场管理改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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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文单位 :中共中央 新中国成立之初,私营商业经营比重占有很大份额。1950年私营商业在批发方面占71.6%,在零售方面高达85.3%,均占绝对多数。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为了掌握主

发文单位:中共中央

新中国成立之初,私营商业经营比重占有很大份额。1950年私营商业在批发方面占71.6%,在零售方面高达85.3%,均占绝对多数。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为了掌握主要货源、稳定市场,已开始着手以国营批发商业代替私营大批发商的工作。截至1952年,私营商业经营比重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降至36.3%。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着重加强对私营大批发商的改造。一是扩大加工定货和收购、包销,把私营工业的产品更多地掌握在国营批发机构手中。二是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采购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使这些大宗交易脱离私商。三是实行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在主要农产品的批发环节上排除私商经营。1954年,国家逐步扩大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范围,并逐步对有关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所必需的重要原材料,以及人民生活和出口需要的重要农产品实行派购或统一收购。重要工业原料如煤、铁、钢材、铜、硫酸、烧碱、橡胶等完全由国营商业控制,实行计划供应。同时规定私商不得自营一般商品的进口业务。这样,与此相关的一大批私营大批发商被国营商业所代替。

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中期计划,是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工业化主体任务的重要步骤。早在1951年春,中央财经委员会即根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部署,着手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7月形成第二稿,即《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以该轮廓草案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据。

发布日期:1954-12-3

私营大批发商被代替后,余下的多是经营次要商品的较小批发商。旧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国营商业对整个市场的统一管理,对私营商业的领导和监督得到了加强。私营零售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国营商业、合作社进货来维持营业。市场关系的这种变化和改组,一方面为国家对私营商业进一步实行改造创造了前提,另一方面又必不可免地使商业中的公私关系趋于紧张。

1952年八九月间,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主要任务是就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同苏方交换意见,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斯大林在同周恩来等的会见中,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提出一些原则性建议,并表示苏联愿意对中国的五年计划建设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及提供贷款等方面尽力给予帮助。

执行日期:1954-12-3

1954年春夏,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中,有着十余万从业人员的私营批发商因为得不到货源而没有买卖可做。集镇的私商,因为主要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由国家扩大收购,营业额日益缩小。在城市中,粮食和食油的计划供应,减少了私商的销货量。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经营范围和零售额的不断扩大,使私营零售比重迅速下降,私营零售商惶惶不安。城乡交流方面,由于农村正在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私商难于下乡,合作社对一般土产一时又无法全部经营,致使某些农副产品的流通出现阻塞现象。针对市场关系的变化,7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中央指出:市场的稳定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经过计划收购来掌握货源和经过计划供应来控制消费量,是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市场稳定的不可少的步骤。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大,有七八百万人,对他们不能盲目排挤,一律不给安排,不给生活出路,否则,势必增加失业人口,造成社会混乱。中央要求,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必须对私营零售商进行组织货源和组织供应的工作,并缓和私营零售商营业额下降的趋势。

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经讨论,中央确定了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等指导思想。

各省、市委,国务院所属各委各部党组:

根据中央的指示,从1954年下半年起,各地按照不同情况,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了“留、转、包”等不同的改造步骤。“留”,即凡为国营商业所需要者,可以为国营商业代理批发业务;“转”,即凡有条件转业者,辅导其转业;“包”,是指对无法继续经营者,其职工和资方代理人可经过训练,由国营商业录用。经过上述改造,余下的批发商户数虽然不少,但都是一些经营零星商品的小户。随着私营批发商逐渐被国营商业所代替,中央明确了改造私营零售商业的主要形式是代销、经销,由国营商业掌握商品货源,执行国家规定的零售牌价。到1954年底,在批发方面,国营商业所占经营比重已达到88%以上;在零售方面,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所占经营比重已达57.5%。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基本脱离了自由市场。当年,国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取得很大进展。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3年初,中财委对五年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同年6月,改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第四次编制。

  自中央十一月十日指示各省市编制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以来,各地都在紧张地进行这一工作。为使这个工作作得更好一些,特提出如下意见,请各省市委研究执行。

从市场关系的变化来看,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54年超额完成了粮食、油料的统购任务,加强了其他农产品的收购,扩大了工业品的加工订货,国家掌握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货源。加上粮食、油脂、布匹统销的措施,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稳定了市场,基本上满足了广大人民的需要,特别是保证了城市、工矿区供应和出口的需要,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化,在财经战线上取得重大成就。这是我国市场关系变化的主要方面。

尚留在苏联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在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的领导下,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征询意见,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苏联政府对中国的“一五”计划给予高度重视,对中国五年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速度,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规模以及具体落实援建项目等进行了具体研究。1953年4月,苏方正式向中方通报了对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经研究后,赞成苏联对我国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和设计项目清单,表示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来完成协定文件中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一)各省市委在编制当地的五年计划时,不但应当注意参考国家计划委员会发下的五年计划草案的分省指标,而且应当认真地研究当地的经济特点和具体情况,以便结合国家计划而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建议各省委在十二月十日作出当地初步的五年计划纲要,并上报中央以后,于十二月十五日左右召开一次市委书记、市长、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县计划科长和农业科长的会议,专门讨论各该省市的五年计划纲要。省委应该经过这次会议,亲自调查各地的情况,了解各地的经济资源,发现各地的生产潜力,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对初步的五年计划纲要再做一次修改和补充,使计划能够更充分地放在比较可靠和积极的基础之上。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前进太快,挤掉了大量私商。在城市,不论批发和零售,私营商业日益萧条,赔累户数占总户数的50%—60%,以至不少私商难于维持生活。农村的形势更紧张,不少地方为了“割断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对非统购的农副产品也禁止私商收购贩运,农民搞副业生产或运销自己的产品被看成“自发势力”。农村私商多数无法经营,农民要的某些必需品不容易买到,合作社收购农产品的计划也很难完成。对此,农民反映说,“合作社忙死,农民等死,私商闲死”。据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初步估计,一年来农村私商被排挤的有69万户、100万人左右,约占1953年底农村全部私商从业人员的22.2%。农村中许多无法维持的商贩,转业无路,有的流入城市,又增加城市的困难。

5月15日,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规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定援建的50个项目,共有141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煤矿、石油炼油企业,重型机器、汽车、拖拉机制造厂、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化工厂、火力发电站等,还有若干国防工业企业。到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又增加了15个援助项目,由此形成我国“一五”时期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项目的建设,构成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据测算,这些项目建成后,中国工业的门类和生产能力都将有较大增加和增长,初步改变旧中国遗留下的工业落后面貌及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这表明,“一五”时期苏联的援助对我国工业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

  (二)除了个别省份(例如辽宁)工业比重很大,省委应把工作重点摆在工业方面外,一般省委都应该明确地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农(牧)业方面。对于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应当细致研究,找出办法,力求完成和超额完成。对于国家掌握的粮食和技术作物等主要产品应当列入地方计划,同时关系当地人民生活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各种出口物资也应当尽可能地列入地方计划;对于国家的统一的要求应当充分照顾,对于当地的具体的要求也应当切实照顾。

总的来说,市场关系的变化使城乡关系、公私关系发生紧张的情况,在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如果各方面的工作做好了,紧张的程度可以有所缓和;反之,如果工作有毛病,会更加助长这种紧张关系。

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主持人的八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纲要草案进行第五次编制。

  (三)各省管理的各种类型工业(包括地方国营、地方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工业应当服务于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具体需要的问题。中央认为,不论在地方工业的生产方面,或地方工业的基本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为农村经济服务并与农业经济密切相结合的方针。各地在编制地方工业计划、安排地方工业生产和地方工业基本建设时,应当根据全国平衡和当地供产销平衡的原则,一方面充分考虑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否保证当地的工业生产以足够的原料,另一方面又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工业生产能否满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两方面估各种要求。但应当注意,关于新式农具的生产,国家已作统一的安排,不要与中央的计划相抵触。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计划,亦应当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之上,并逐步使之适应上述方针的要求。

针对上述情况,195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营商业、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首先分析了1954年下半年以来商业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国营、合作社商业前进得太快,没有解决好把掌握的商品统筹安排给公私商业的问题。中央深刻地指出:“应该懂得,工人阶级当了政,必须负责对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出路进行适当安排,这样作,是适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方针:

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很不齐全,国内资源状况不明,难以掌握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缺乏编制经济建设计划的经验,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只能采取边制定、边执行的办法,不断进行修订、调整、补充,前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终于形成了我国初期工业化建设的蓝图。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五年计划草案。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会议认为,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

  (四)在编制商业计划时,对于公私比重,必须贯彻中央稳步前进的方针,不应当进得太快。目前主要的危险倾向是急躁冒进,把私商排挤得过快过多,以致失业人员大增,一时无法安插。关于这个问题,各省市委必须有迅速的部署,把步子放慢,对于被排挤的私商小贩,应当给予适当的安排。同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实行城乡分工后,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了不便利于人民买卖货物的严重情况和某些阻塞商品流通的现象,因此,如何使商品的周转环节合理化以利发展城乡的物资交流,并改变目前城乡联系中某些阻塞的现象,请你们仔细加以研究,提出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商业管理计划的改进意见。

对已经被代替的私营批发商,应继续贯彻吸收使用的方针。在城市零售阵地上,社会主义商业前进过多的部分,应该考虑作必要的退让,使所有私营零售商能够在可以维持的水平上,继续经营,以维持生活,使他们逐步过渡为国营商业的分销处、门市部,或由国家吸收使用其人员。对于农村的小商小贩,改造的方针应该是:根据自愿的原则,在供销合作社领导和计划下,通过各种形式加以组织,使之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分担农村商品流转的任务,并逐步过渡为供销合作社商业。统购统销方面,对统购任务完成后农民的多余产品,应根据市场管理的原则,允许并组织农民自由买卖;对其他一般农产品的买卖,不能滥加限制。在供应方面,则应尽可能地满足农民需要,尽可能地给农民以方便。

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指导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中共中央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

上述方针,是符合市场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的,是可行的。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1955年4月以后,各地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前进过多的城市,适当撤并零售网点,调整批零差价;同时改进国营商业的批发工作,增设对私商的批发网点,使他们能维持经营。各城市还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定出一个既可稳定市场价格、又能够维持私商经营的公私比重,作为调整公私商业的尺度,在一个时期内基本不变。对农村集镇的私商,由供销合作社负责供给货源,县、区供销合作社在零售方面作必要的退让。以上措施,使私营商业得到一部分营业额以继续维持经营。

按照上述指导方针,“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五年中将新建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兴工业部门,同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有的工业部门;要合理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同时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样巨大的建设投资,是自孙中山提出建国方略以来,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按照“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方针,经过几个月的调整、改造,到1955年8月,纯粹私营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在32个大中城市占25%,在农村集镇占18%。有相当一部分私营零售商已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表明,国家对私营商业包括城乡小商贩的改造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从整个市场关系的变化来看,由于国家加强对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增加计划供应的品种,扩大计划供应的范围,约占农村收购总额42%左右的粮食、油料及棉花等商品脱离了自由市场,加上重要工业原料和主要副食品已大部分为合作社所收购,农村中70%的农副产品商品量已为国家和合作社所掌握。对私营工业扩大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也将大部分工业品的生产、销售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样,社会经济生活中市场调节的作用及其活动范围便日益削弱和缩小了。

“一五”计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谨慎从事,反复论证,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问题。

当然,采取这些方针措施本身,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格局,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虽然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但还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一方面,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在不断扩大和增强,另一方面,市场调节还能在一定领域(主要在微观经济领域)发生作用。在双重调节的运行机制下,当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之间出现矛盾或冲突时,国家的计划管理起决定的作用。这是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运行的一个特点。

一是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等的问题。“一五”计划将国家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88.8%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建设。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为1∶7.3。我国重工业相对轻工业来说基础过于薄弱,尽管轻工业的利润高、投资回收快,但是它的发展却受到原料和能源不足的制约,如果把公私企业和手工业加在一起,其生产能力是过剩的。所以加大对重工业投资比例的安排是合理的。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孤立地发展重工业。“一五”计划十分注意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对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银行贸易、文化教育等部门都安排了适当比例的投资,同时十分注意市场的稳定,强调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使国民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二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布局问题。中国工业约有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状况,造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过大,不利于对全国资源的全面开发和有效利用,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实现共同富裕,也不利于国防战备。为了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一五”期间国家在内地安排的基本建设占全国投资额的一半左右。在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中,有53%分布在内地。其中武汉、太原、西安、包头、兰州先后建立了一批重工业项目,这对改变原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有重要作用。同时,中央要求充分利用东北及上海老工业基地,并继续培养和充分利用这些工业基地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基地创造条件。“一五”计划确定的694个限额以上为便于对重大基本建设项目进行管理,国家规定了各类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300万元至1000万元不等)。不论是新建或改扩建,凡一个项目的全部投资大于限额者,为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小于限额者,为限额以下建设单位。“一五”计划期间限额以上建设单位达到921个。的工业基本建设项目中,有222个放在了东北和沿海城市,合理地利用了这里的工业基础。

三是关于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效益的问题。计划规定的经济建设规模的大小、速度的高低,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与国力相适应,量力而行。但在试编“一五”计划时,由于希望能尽快地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由于经验不足,曾将经济增长的指标定得偏高,后来经过反复测算,作了必要的调整。比如,原来安排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20.4%,后来确定为平均每年递增14.7%。原来安排农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7%,后来确定为平均每年递增4.3%。这些指标,既积极,又比较稳妥,是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同时,党和国家还制定了不少措施和办法,主要靠现有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民增加产出来提高建设的经济效益。

四是关于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问题。中国实现工业化,需要争取外国援助。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我国争取苏联帮助“一五”计划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对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党提出了国家建设以国内力量为主的指导方针,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一方面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解决最紧迫的资金问题。在实施“一五”计划的五年里,国家财政收入中有69.4%来自国营经济上缴的利润,全国各族人民还踊跃认购国家建设公债。来自国外的贷款仅占总收入的2.7%。另一方面,明确在建工业项目中凡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依赖外援。由此,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中的内外关系问题。

五是关于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国家和集体必须保持适当的积累。在“一五”期间,党和国家注意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计划在五年内,就业人数增加422万人,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33%,农村的购买力提高一倍。在“一五”时期,国家建设规模是相当大的,但是积累率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并不过高,五年平均积累率为24.2%,只比1952年提高了2.8%。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全国工人和农民的消费水平都得到较大的提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激发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总的来看,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既借鉴了苏联的建设经验,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制定的过程长了一些,但经过多方面的反复论证,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中期发展计划,在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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