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万字全稿经本人审定,伟大的邓小平江泽民选

来源:http://www.hdxcsm.com 作者:政治人物 人气:152 发布时间:2019-10-17
摘要:《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朱镕基同志于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朱镕基同志于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实录》收录了他在这一期间的部分讲话、谈话、批语、信件等106篇,照片83幅,批语及书信影印件9幅,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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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新书今日出版30多万字全稿经本人审定

摘要: 如此低调的一个人,为何连续出书?书稿又是如何选择?当年的许多言论与现实不谋而合,是巧合还是刻意?对此,南方都市报专访了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详解出版始末 ... ...  1988年4月30日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新当选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举行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封面。  朱镕基新书12日出版   1988年7月9日,朱镕基考察上钢三厂并慰问战高温工人。    “空谈误国,空谈恐怕还少些,但清谈不少,清谈也误国”,说出此话的,正是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而说这番话时,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他还只是上海的“一把手”。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朱镕基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其间,时逢上海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政府部门官场气息犹存。而刚直不阿的朱镕基,上台后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入手,大刀阔斧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为上海国际金融都市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退休10年后的今天,朱镕基在上海的一系列讲话、信件等集结出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将于今日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大约两年前的2011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更早前两年,《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为畅销书。  事实上,朱镕基是个低调的人。2003年3月从总理任上退下来后,鲜少公开露面。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经为他写过传记一本,讲述朱氏家族和朱镕基的奋斗历程,但朱镕基一度拒绝阅读。  如此低调的一个人,为何连续出书?书稿又是如何选择?当年的许多言论与现实不谋而合,是巧合还是刻意?对此,南方都市报专访了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详解出版始末。  朱镕基本人参与全书审定  南都:这是朱镕基第三次出书,为什么三次都采用讲话实录或者答记者问的这种形式?  黄书元:“实录”和“答问”从形式上就可以看出,它是对历史的再现,就是把一个历史画卷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此前两次出书很受读者欢迎,在全国都产生重大反响,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很好。说明这种形式也很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南都:你们是如何收集到大量文稿的?三次出书,间隔都是两年,有什么含义吗?  黄书元:过去我也讲过,朱镕基著作出版,出版前资料收集整理工作难度很大,他办公室工作人员从2003年就开始了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工作。2007年成立了编辑组,编辑工作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是从1500多万字中选出来的,这次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也是从300多万字中选出来的,因此,只有整理好了,书稿成熟了,才能拿出来出版,是瓜熟蒂落,并非特别选择某个时机。  书的责任编辑是“任民”,就是“人民”的谐音,因为责任编辑和校对都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人民”指的是人民出版社的队伍,也包括所有的编辑组成员。  南都:朱镕基本人参与整理了吗?  黄书元:他当然看了文稿,自己审定了30多万字的全稿。他的著作出版从选稿到定稿都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朱镕基对封面这张照片很满意  南都:这次的封面依然选择特写,和上次的《朱镕基讲话》封面很相似。  黄书元:一脉相承,都是讲话嘛,所以封面大体一致。  这张照片是朱镕基当时在上海的照片。这也是根据朱镕基办公室意思挑选的,他们认为这张照片能够反映朱镕基本人的风貌。朱镕基本人也看过,很满意。  南都:以后还会继续就朱镕基的讲话或言论出书吗?  黄书元:这就要看有没有资料了。如果有,还会继续出。但目前我认为,可能暂时需要等一段时间,这已经是第三次、第六本书了。  内容并非影射当下  南都:这次为什么选择朱镕基在上海的讲话?  黄书元:他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刚进入市场经济的上海而言,都非常关键。从全国层面看,正值中国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上海,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住房困难,士气不振等等。上海作为重要的直辖市,面临形势相当复杂。面对此局面,朱镕基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入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着力解决“菜篮子”、交通等问题,并一手启动了浦东等新区建设,有很多成就。  南都:其中一些内容和当下局势紧密相关,这是刻意挑选的吗?  黄书元:前面讲过,我们出版的朱镕基著作是“实录”,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是把朱镕基同志过去工作中重要的、精彩的部分呈现出来。在书稿征求意见过程中就有不少中央部门和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反映,书中很多内容和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很契合,是一部很好的教材。这说明,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觉得,这无论对于作者、对于我们出版者还是对于广大读者都是一件好事、一件有意义的事。  批示谈改革: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经朱镕基之手批示的文件,常常有很长一段批语。比如1991年1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内部资料》增刊总第1期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对“投资黑箱”的初步剖析与若干建议》。“投资黑箱”是上海市一些外国投资商对投资项目批准后,申请项目基本建设开工这一漫长而复杂过程的描述。报告以大量资料列举了外商在这一阶段中需通过上百个关卡,盖上百个图章。也剖析了“投资黑箱”内涵及消极影响,分析了其特点和成因,并提出了九条改进建议。看完报告后,朱镕基便在报告上方批语,称对待官僚主义,“不改革,要完蛋”。  以下为批文全文:  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请送与“黑箱”有关的所有人员看看(如有一万人,就印一万份,市政府出钱),议论一下,看这样下去,浦东能否开发,上海有无前途,然后请叶龙蜚、杨昌基同志拿起大斧来砍。我希望不要一砍又要砍几年,成为另一个“黑箱”。我只提一句忠告,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朱镕基  1.3112 / 2 页下一页

  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正值我国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转轨处于关键时期。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多种原因,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都面临很大困难和严峻考验。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这时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新矛盾叠加交织,面临着“财政滑坡”和“城市建设欠账太多”两大突出问题,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尤为艰巨复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朱镕基同志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带领1200多万上海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大步推动改革开放,着力改善民生,稳定和发展上海经济,在较短时间内使上海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后来上海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4月14日,朱镕基与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上海“爱国卫生月”活动。

2013年08月12日03:28 来源:中安在线

  《实录》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这段特殊时期上海市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历程。今天通过《实录》重温历史,不仅当年上海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而且对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段历程、更深刻地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实录》选入的内容均是根据朱镕基同志当年的音像资料和文字记录稿整理而成,朱镕基同志独特的施政风格跃然纸上,今天读来仍有较强的震撼力、吸引力,令读者受到鼓舞和启迪。

  
  “如果我当选市长的话,我决心使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这不但是节约,而且是树立一个勤俭建国的风气……所以我想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这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以后不要搞送礼、发东西这种风气……”8月11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发,朱镕基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上述讲话内容,也被收入该书中。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收录了朱镕基1987年12月~1991年4月在上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谈话、信件等,106篇文章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行。该书延续了此前出版并热销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的风格,详实地记录了朱镕基领导上海改革发展实行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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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读完《朱镕基讲话实录》后,曾有这样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泽民选择了伟大的朱镕基。”
  “现在我们的‘关系学’太多了,大家不愿批评了,讲情面、讲关系、怕‘穿小鞋’”
  20世纪8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为发达的大都市,在转型中对内优势流失、对外无法对接。上任之初的朱镕基市长被财袋子、煤炉子、菜篮子等一系列问题困扰,一年之内头发全部变白。1988年5月,朱镕基走马上任,在主持首次市政府常务会议时,就提出上海“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
  在这次会议上,他当机立断建立“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审批项目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成立之前,上海审批一个外国投资项目需要盖126个图章,效率十分低下。很多外国投资者因为审批程序原因,推迟甚至放弃了在上海的投资。
  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外商投资项目只要通过该委员会的一个图章就完成了全部审批手续。这项举措,让世界投资者对上海信心大增,外资进入上海的速度和规模成倍地增加。
  1988年6月29日,朱镕基在接受香港英文虎报记者辛格莱采访,提到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时说:“如有个项目,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与中日合资的上海尼赛拉传感器有限公司谈判了一年没解决,市外资委接过来,开一个会就解决了。前几天,报纸上报道了上海与美国合作的一个轴承生产项目,经过70天就批准了,也是通过这个机构办的。”
  北京大学立法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徐晓冬评价说,在当时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开放阻力重重的情况下,“一个窗口、一个公章”的决策提出并付诸实施,需要巨大的勇气。“一窗一章”后来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开来,对加大开放步伐、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接着,朱镕基审时度势,大胆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以解决上海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他不失时机地将财权、事权下放,推行市、区两级政府分权,将行政和社会事务下放权力给区;将经济管理权由委办局分权给企业,实行政企分开。
  朱镕基长期从事经济工作,被小平同志称赞为“懂经济”的领导人。面对上海工业的困难局面,他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刀阔斧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领导传统工业“金蝉脱壳”、“返老还童”,逐步实现年轻化、集约化;同时,大力扶持和发展电子、汽车、信息技术等新一代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
  这期间,朱镕基还拍板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6月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建立。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仪式上第一句话,就鲜明提出“建立证券交易所,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变”,这也表明他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远见卓识。
  在上海工作期间,朱镕基还以浦东开放开发为重点,以“上海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为理念、目标,大胆推出关税豁免、自由进入、土地批租、开放外资银行、推行股份制等一系列特殊政策,不断扩大上海对外开放,积极改善上海投资环境,为浦东开放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勇于直面时弊、敢抓敢管,一抓到底,对矛盾、问题、困难不回避,不遮掩,不粉饰。”徐晓冬说,“针对一些同志当‘太平官’、做‘老好人’,不愿得罪人的现象,他严肃指出,现在我们的‘关系学’太多了,大家不愿批评了,讲情面、讲关系、怕‘穿小鞋’。这样下去,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是要被断送的。”
  “要把那些老说空话、站在那个位置上不办事的人拉下来”
  1987年年底,中央决定调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1991年3月他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离开了上海。他在上海工作了3年多,其中近两年是书记、市长一肩挑。虽然他主政上海的时间不长,但却是上海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在任上海市市长前做了不少准备,一到上海就对经济工作、城市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等开展调查研究。朱镕基坚持“时刻为民”的宗旨,抓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解决上海市民的副食品供应作为工作突破口。后来,他又提出新一届市政府重点抓三件实事:交通、住房与煤气、菜篮子。为了做好菜篮子工程这件事,他不仅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还找许多干部谈话,深入农村蹲点调查。
  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原副主任兼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郑新逸回忆说,在上海期间,有一次,在机关党小组生活会上,朱镕基听到反映有老百姓买不到食盐,当即找来市财贸办领导,说食盐是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要求马上调查食盐供应情况,并指示立即组织调运,确保市场供应。在解决上海市民生活用气问题时,有一次在上海石化厂检查工作,有位厂领导提出供气有困难,但理由不充分,朱镕基听了生气地说:“你不给液化气,我拿你是问。”这种严厉的口吻,在朱镕基为百姓办事过程中很常见。
  90年代初,上海在全国最早推出住房制度改革。郑新逸说,从1990年3月至年底,朱镕基组织召开了12次专题会,讨论研究房改和建房工作。他提议要发动市民广泛参与房改方案讨论,还亲自召开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发表电视讲话,走访棚户区,体察民情。“对事关群众利益的大事,朱镕基从不马虎,绝不轻率,始终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的最高标准。”
  朱镕基曾说:“我们这一届政府就是要看实绩、看政绩。你是不是把‘菜篮子’搞满了,把物价搞下来了或者稳定了;你是不是把生产搞上去了,把经济效益提高了;出口是不是增加了,外商投资是不是增加了。你要搞出政绩来,不要讲空话。”
  在任时,朱镕基强调,要真抓实干,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解决问题,“从垃圾、粪便问题到‘菜篮子’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我们不提倡说空话,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成为解决问题的能手。”他对那些老是坐而论道、专门讲空话而不干实事的官僚主义现象深恶痛绝,说:“不克服官僚主义,上海没有前途”,“要把那些老说空话、站在那个位置上不办事的人拉下来。”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用16个字评价朱镕基为官的作风:从政为民,廉洁奉公,敢作敢为,不畏艰险。他说,1988年,朱镕基在上海提出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廉洁高效的政府,实际上开创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先河。
  不论是当市长,还是当总理,朱镕基都不忘为人民服务。他亲自抓群众信访工作,更是将这一工作提到“关系到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关系到我们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听不听群众的意见,帮不帮他们办事,为不为他们服务,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朱镕基说:“我深深感到,我们离开人民群众就一事无成。”
  “我是一个孤儿,从小没有父母,我不怕得罪人”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收录了1988年6月28日朱镕基《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一文,其中第二点要求是“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这不仅是朱镕基对上海市局级以上干部的要求,也是他为政的座右铭。
  在这篇讲话中,他说:“我有一个建议请大家考虑,是不是可以少搞点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工作方法要改善一下。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常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现在每个星期要去一个工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登它干什么呢?不上电视也不行。当然,我下厂决不允许电视台记者来,但有时候接待外宾,接待外国总统,不让拍电视也不行,这也还得上。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但是现在活动还是太多,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
  该书还披露了1988年5月4日朱镕基写给当时上海市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毛经权的一封信,内容如下:“经权同志:我来沪后曾自己订‘不题词’以律己,因此,恕不题词了,盼谅之。但我是京剧爱好者,开幕演出一定做观众。有空时还想多欣赏。”
  80年代末,社会上“吃喝风”、“受礼风”盛行,不少人民群众写信反映干部吃请受礼的问题。当时,江泽民同志严肃指出“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朱镕基则明确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把眼睛牢牢盯住506个局级干部。
  在他主持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政府机关局以上领导干部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的若干规定》,对干部宴请和赠收礼品作出了八条具体规定,并明确对违反规定者第一次书面检查,第二次通报批评,第三次给予行政处分。他说了就做,雷厉风行,接着还制定了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领导干部保持廉洁的规定,在全市农村干部会议上,他又针对农村干部提出了廉政要求。
  1988年朱镕基当选上海市长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孤儿,从小没有父母,我不怕得罪人。”朱镕基惩治腐败,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他常常将一句古人名言挂在口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强调建设廉洁政府,不仅要盯住关键领域和重要岗位,管好主要领导干部,更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来最大限度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他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期间,采取职能转变、权力制约、制度建设和廉政教育等多种方式,来打造廉洁、高效、务实的政府机构。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腐败的土壤;加大行政权力制约,减少腐败的条件;推进政府制度创新,减少腐败的机会;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减少腐败的动机。多种举措由外及内,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加快廉洁政府建设的任务体系。
  朱镕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求特别严格,包括副市长。90年代初,家用电器等产品供应还比较紧缺。一度企业以产品试用名义送领导、送机关的现象比较突出。他首先要求各位副市长,有试用产品的都要一一登记,如数统计上报、办理清退。
  与此同时,他严于律己。朱镕基的博士生,现任清华经管学院市场营销系系主任赵平回忆说,有一次,朱镕基下企业视察,当他看到企业准备好的午宴时,转身就走了。在位期间,他去企业都是尽量与职工一起吃食堂,坚持“一菜一汤”的标准。
  “宁可不做官,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朱镕基历来以“讲真话,办实事”而享誉党内外。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这样评价朱镕基:“他曾经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错误处理,经历了人生种种坎坷。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谨小慎微和圆滑世故,始终保持一种光明磊落、求真务实的人生锐气。”朱镕基说:“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他在对上海市纪委同志的讲话中说:“我们市委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宁可不做官,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绝对不会。”杨春贵认为,这样的表态和人生信条为广大党员、干部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树立了榜样。
  朱镕基还具有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作为市长的候选人,在选举之前同人大代表的见面会上,他作了自我评价,他一句优点都没有说,而是严肃、认真、郑重地讲了自己的三条缺点:一是“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二是“我只有中央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三是“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在讲到第三条缺点时,朱镕基说:“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杨春贵说:“这段表态给人以至真至诚之感。这些让大家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兢兢业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朱镕基1988年4月25日作为上海市市长候选人同人大代表见面时的发言。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趋避之。”有历史担当的政治家总是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将自己的安危置于身后。这一点在朱镕基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他那段义正言辞的表态“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自己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至今仍被百姓所铭记。
  1987年12月,朱镕基去上海工作,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上海非常困难的时期。1981年上海的财政收入是171亿元,但到1987年只有165亿元,6年间,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倒下降,经济形势堪忧。此外,当时上海人口增长很快,很多基础设施跟不上,交通、住房、环境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知难而进,接手了上海市长的重任。他励精图治,领导上海人民在较短的时间就扭转了这种困难局面。   


  一、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着力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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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镕基同志刚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就提出“应该提倡实干、办实事的精神”,“如果我们老是坐在这个地方,不去办实事,不去解决具体问题,那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他在上海工作期间,一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1988年4月30日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新当选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举行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狠抓“菜篮子工程”。朱镕基同志上任伊始,就碰到上海甲型肝炎流行,物价持续上涨,干部群众情绪低落。上海在计划经济时期80%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市政公共设施欠账很多,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污染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是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朱镕基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把“菜篮子工程”即解决市民的副食品供应作为当时工作的突破口。他认为,让老百姓吃得好、吃得便宜,这项工作关系千家万户,又能在短期内见效,可以振奋上海人民的士气。为此,市政府派出专门小组赴北京、天津等地取经调研,制定了副食品生产和购销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推进产供销一条龙改革。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一直把这项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常抓不懈。经过几年努力,上海初步形成现代化的副食品生产、购销系统,“菜篮子”品种逐渐丰富,价格也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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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朱镕基同志在上海任职期间大力推进以交通为中心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提出:“首先抓好城市建设的规划,特别是交通规划。”“要根据其他城市的经验,把上海的快速环线修起来,整个浦西段用高架,与两座大桥相接,浦东段可以修立交”,“确保公交车辆优先通行”。为解决建设资金困难,他提出必须有保有舍,砍掉一批楼堂馆所项目,保证有限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他努力争取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的优惠贷款,使上海虹桥机场候机楼改造、市内20万门程控电话扩容、苏州河合流污水改造一期工程、地铁一号线、南浦大桥五大工程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上海高架路的建成也使城市交通状况大为改观。从那时起,上海市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现代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开始建设。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封面。

  大力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朱镕基同志到上海工作后,多次深入旧城区和棚户区察看,目睹了老少几代人挤在一间陋室的情景,深感住房困难是上海市民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然而在当时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6平方米的条件下,单靠政府投资进行住房建设,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改善住房条件的迫切需求。因此,朱镕基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经验,提出上海要走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努力建房的道路,在全国率先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发行住宅建设债券,并提出上海一年要完成500万平方米住宅建设的目标。在《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形成过程中,朱镕基同志多次向国内外专家请教,并把房改方案交给全体市民讨论,广泛征求意见,使房改方案尽可能完善,也使社会各界对这项重大改革形成共识。他还提出了改造上海旧城区、棚户区的整体构想,认为“旧城区改造要跳出原地拆建的老路子,确立‘打到外线去,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思想”。他的这一改革思路,为上海住房商品化改革和政府强化住房保障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全国的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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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深化企业改革,发展上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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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活国营企业。面对上海地方国营企业生产下降、效益滑坡的困境,朱镕基同志尖锐地指出,由于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上海的企业养成了吃“皇粮”的依赖思想,在转向商品经济的过程中缺乏竞争意识。他认为,首先要转变观念,“一定要从产品经济观念转到商品经济观念”,“一定要把内向型经营思想转到外向型经营思想”。“现在我们的方向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要让企业自己到市场中去游泳。为此,他主张引入竞争机制,深化企业改革,着力改善企业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在企业内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招标;在企业外部,推行简政放权,把市政府各委办局的权力下放给区县、下放到企业。他提出,厂长招标以后,接着要进行企业内部竞争机制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使企业自负盈亏,提高经济效益。

1988年7月9日,朱镕基考察上钢三厂并慰问战高温工人。

  大力加强质量管理。朱镕基同志反复强调:质量是生命,质量是效益,如果不能保证质量,任何高指标都应该予以拒绝。他虚心向德国专家威尔纳·格里希求教,并请格里希为上海1200多名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做质量管理方面的报告。朱镕基同志在报告会上强调:“厂长一定要有质量意识。看不到质量是上海的生命、没有这种高度质量意识的人不能当厂长。”他一再提出上海不能盲目跟风涨价,要充分发挥上海的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加强技术开发,搞新产品、新品种,走优质优价的路子。为此,上海市重点进行了“桑塔纳”轿车及其配套国产化、上海贝尔公司程控电话交换机及其配套元器件国产化等14个项目的攻关。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内容契合时局但并非刻意针对当下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针对上海工业原材料缺乏、价格上涨的困难,朱镕基同志一方面抓原材料工业建设,决定重点投资建设了冷轧薄板、30万吨乙烯工程等项目;另一方面对纺织、冶金等传统行业进行调整,同时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深加工、精加工和成龙配套的新兴产业。他把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概括为两句话:一是“金蝉脱壳”,二是“返老还童”。“金蝉脱壳”,就是浦西的工业不能再铺新摊子,要适当收缩、“减肥”,要用“壮士断腕”的精神,下决心关掉一批亏损企业,有的要经过技术改造后搬到浦东去。“返老还童”,就是传统工业要逐步更新,把老的甩掉一点,使工业年轻化。朱镕基同志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和举措,使上海市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空谈误国,空谈恐怕还少些,但清谈不少,清谈也误国”,说出此话的,正是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而说这番话时,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他还只是上海的“一把手”。

  推动金融业开放与发展。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刚到上海工作后和银行系统同志座谈时就指出:“没有银行的配合和支持,是很难办成事的,将来的趋势是小财政、大银行。金融不搞活,上海就没有希望。”他邀请国内外金融专家研讨上海金融业发展和开放问题,指出:“搞外向型经济,没有金融做后盾,怎么搞?”“搞活金融是开发浦东的最重要条件”。在朱镕基同志领导下,上海积极引进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并于1990年12月开设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朱镕基同志提出,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很好地规划一下。首先要把上海变成商业中心,二是外贸中心,三是金融中心。他的这些思路,后来成为上海总体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朱镕基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其间,时逢上海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政府部门官场气息犹存。而刚直不阿的朱镕基,上台后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入手,大刀阔斧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为上海国际金融都市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三、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改善投资环境

退休10年后的今天,朱镕基在上海的一系列讲话、信件等集结出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将于今日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抓好廉政勤政建设。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同志介绍了自己担任市长后的“施政纲领”,第一条就讲:“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他针对时弊提出,一定要坚决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新一届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即专门制定了《关于对政府机关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的若干规定》。他宣布:“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他强调:“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他指出,2000多名市委和市政府系统的局级干部“要都行得正、坐得稳,不请客,不送礼,不吃请,不拿公款挥霍浪费、给自己修房子。不干这些事,上海的廉洁风气就一定能够形成”。他告诫各级干部:“如果整天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自己要出国,不想工作,那上海就没有希望了。”

大约两年前的2011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更早前两年,《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为畅销书。

  简政放权。朱镕基同志指出,要使政府成为高效率的政府,最重要的一点是下放权力。“必须首先转变政府工作的职能,少管一些你管不了的事情,完了以后再精减人员,提高他的工作效率”,市政府的各个委办局要“多把精力放在宏观管理和监督方面”。他大力推动把责权利下放到区县和企业,并指出,区县政府也要转变观念,把下放的权力用好、用活,区县里面也应该简政放权,“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如果你们下面又是‘条条专政’,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政府放权对当时提高区县和企业抓生产、抓建设、抓发展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

事实上,朱镕基是个低调的人。2003年3月从总理任上退下来后,鲜少公开露面。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经为他写过传记一本,讲述朱氏家族和朱镕基的奋斗历程,但朱镕基一度拒绝阅读。

  “一个图章”对外。朱镕基同志在一篇反映外商在上海投资要通过上百个关卡的调查报告上奋笔疾书:“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他指出:“上海是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一经决定,必须令行禁止”。“空谈误国”,“清谈也误国”。为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他提出成立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并亲自兼任外资委主任,实现“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对外,为外商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将原来审批一个外国投资项目需盖126个图章,简化为仅盖一个章,办事效率大幅提高。“上海速度”也由此在全国闻名。

如此低调的一个人,为何连续出书?书稿又是如何选择?当年的许多言论与现实不谋而合,是巧合还是刻意?对此,南方都市报专访了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详解出版始末。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朱镕基同志反复强调,改善上海投资环境,必须提高上海各级政府的市政管理水平,尤其要解决脏和乱两个问题。他对城市交通与街道秩序、垃圾处理以及出租车、公共交通、宾馆、商店等服务工作都亲自过问,并经常深入基层一线解决实际问题,提倡通过开展优质服务,改善投资环境,树立上海国际化城市的形象。他认为:“好多事情并不一定是靠优惠政策能解决问题,而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办事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投资环境。”上海各级政府的工作经过多项改革后效率大大提高,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也促进了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浦东开发等建设。

朱镕基本人参与全书审定

  四、推动浦东开发,扩大上海开放

南都:这是朱镕基第三次出书,为什么三次都采用讲话实录或者答记者问的这种形式?

  开发浦东的构想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4年,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1986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初步方案,并组织编制浦东新区总体规划。1987年6月,江泽民同志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开发浦东新区中外联合咨询小组,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浦东开发的整体思路逐步形成。

黄书元:“实录”和“答问”从形式上就可以看出,它是对历史的再现,就是把一个历史画卷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此前两次出书很受读者欢迎,在全国都产生重大反响,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很好。说明这种形式也很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积极推动浦东开发开放。1988年7月,朱镕基同志提出:“开发浦东是建设‘新上海’的希望”,“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上海最现代化的一个部分。通过浦东开发,使上海这个城市整体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贸易、科技和金融、信息中心”。他在上一届市政府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了开发浦东的可行性研究。

南都:你们是如何收集到大量文稿的?三次出书,间隔都是两年,有什么含义吗?

  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和支持浦东开发这件事。1990年年初,朱镕基同志两次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浦东开发的战略设想,得到充分肯定。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率领中央调研组赴上海就浦东开发进行专题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调研组汇报了浦东开发基本思路和总体规划设想。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浦东开发开放获得突破性进展。

黄书元:过去我也讲过,朱镕基着作出版,出版前资料收集整理工作难度很大,他办公室工作人员从2003年就开始了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工作。2007年成立了编辑组,编辑工作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朱镕基讲话实录》是从1500多万字中选出来的,这次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也是从300多万字中选出来的,因此,只有整理好了,书稿成熟了,才能拿出来出版,是瓜熟蒂落,并非特别选择某个时机。

  制定浦东开发开放的具体政策。根据中央的决策,1990年4月以后,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浦东开发开放的具体政策。1990年9月10日,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三项法规文件,上海市政府也颁布了六项法规,形成了指导浦东开发开放的框架性文件,浦东开发开放至此取得实质性进展。

书的责任编辑是“任民”,就是“人民”的谐音,因为责任编辑和校对都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人民”指的是人民出版社的队伍,也包括所有的编辑组成员。

  1990年6月,朱镕基同志率上海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大力宣传浦东开发开放。在题为《上海要进一步向世界开放》的演讲中,他指出:“中央做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决定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将会释放上海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他还概括了新阶段浦东开发开放的四个特点,包括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工业区、引进以外资银行为先导的服务性行业、进一步探索土地的使用权转让、进一步改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办法等。他充满信心地说:“我可以断言,开发浦东,进一步开放上海,不是一句空话、一个招牌、一个广告,而是上海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上海经济发展现实的前途。”

南都:朱镕基本人参与整理了吗?

  五、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

黄书元:他当然看了文稿,自己审定了30多万字的全稿。他的着作出版从选稿到定稿都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倾听群众呼声。朱镕基同志指出:“要为人民服务得好,就需要了解群众的疾苦,了解他们的要求,同时也要了解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特别是各种制度的弊端和我们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他要求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带头,“要到下面去体察民情,了解真实情况”。他非常注意通过信访等渠道了解民情。他说:“通过信访工作,不但能跟人民群众建立一种信息的联系,而且可以促进我们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关系。”他十分注意从群众来信中了解“群众的脉搏、人民的情绪、大众的要求”,由此“正确地估计政府工作的成绩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并且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学习到如何当市长”。在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的同时,朱镕基同志还非常注意在工作中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历史重要关头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维护上海稳定,促进上海发展。

朱镕基对封面这张照片很满意

  反对官僚主义。朱镕基同志痛恨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大声疾呼不克服官僚主义,上海没有前途。他经常深入基层,倾听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意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意总结实践经验,提倡讲真话、办实事,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言必行、行必果。他要求:“市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的领导,特别是厂长,要到第一线去跟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开会协调,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见”,“不解决问题,不拿出意见,就不要开会”。他指出:“说空话没有用,发牢骚更没有用,现在就是要干,要实干苦干。”朱镕基同志不满足于有关部门只是汇总信息,而是要求对这些信息的处理要有跟踪反馈和督办的机制。他明确指出:“相当大一部分批办事项都长期拖着办不成。一是机关重叠,互相牵制,扯皮习以为常;一是主要负责同志不过问,听之任之”,要求对“《每日动态》反映出来的问题,过了一天两天,去查问一下,有关的副市长和委办局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批示?有没有去查办?”在他的要求下,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建立了领导重要批办事项一抓到底的督办制度。

南都:这次的封面依然选择特写,和上次的《朱镕基讲话》封面很相似。

  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朱镕基同志强调,上报的信息和情况反映,“不仅要报喜,而且特别要报忧。报喜比较容易,报忧比较难,难就难在要突破关系和情面”。“我们应该扶持和鼓励正气,一定要压倒这个邪气。大家都来根据党性、党的原则办事情,绝对不能讲情面、讲关系,不要怕得罪人。”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就以铁面无私、不讲情面、经常当面严厉批评干部出了名。他也常做自我批评,《实录》编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三次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对自己的缺点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我这个毛病要改,批评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绩,多进行个别谈话。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特别是我作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大家,我不来说话,谁来说话呢?我想应该提倡一种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什么情面、关系也不要讲。”

黄书元:一脉相承,都是讲话嘛,所以封面大体一致。

  关心干部成长。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干部培训的问题,要求市人事局开出100个40岁左右的局级干部名单。他指出:“上海工作搞得更快、更好、更大胆的关键在干部,干部是决定因素。”“对有实绩的同志、扎扎实实工作的同志,要把他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把那些老说空话、占在那个位置上不办事的人拉下去。应该有这么个风气,我们的政府工作才有转机。不要搞关系学,不要怕得罪人。”他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提出了三点要求:要“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做敢于承担风险的改革者”,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问题的能手”。朱镕基同志非常重视培养企业家队伍,提出了社会主义企业家必备的三条基本素质,并要求从各个企业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素质比较好的干部送到国内外培训。他说:“应当培养一批年富力强的厂长,让他们自己抓起来,使企业活起来,到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生龙活虎地活动。”对于没有通过厂长招标的干部,他主张要进一步培训,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后“东山再起”。他深入基层,面向群众,不拘一格,发现并重用优秀年轻干部,为上海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这张照片是朱镕基当时在上海的照片。这也是根据朱镕基办公室意思挑选的,他们认为这张照片能够反映朱镕基本人的风貌。朱镕基本人也看过,很满意。

  《实录》还选入了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关于环境保护和治理水污染、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新闻宣传等多方面的讲话。他曾多次到大学、电视台、市人大会议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朱镕基同志首次披露了个人的坎坷经历。《在复旦大学的讲话》中,他用通俗的语言向上海高校党政负责同志、教师和学生们介绍了上海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实录》还有很多这样的内容,都生动地反映了朱镕基同志的施政风格。

南都:以后还会继续就朱镕基的讲话或言论出书吗?

黄书元:这就要看有没有资料了。如果有,还会继续出。但目前我认为,可能暂时需要等一段时间,这已经是第三次、第六本书了。

内容并非影射当下

南都:这次为什么选择朱镕基在上海的讲话?

黄书元:他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刚进入市场经济的上海而言,都非常关键。从全国层面看,正值我国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上海,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住房困难,士气不振等等。上海作为重要的直辖市,面临形势相当复杂。面对此局面,朱镕基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入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着力解决“菜篮子”、交通等问题,并一手启动了浦东等新区建设,有很多成就。

南都:其中一些内容和当下局势紧密相关,这是刻意挑选的吗?

黄书元:前面讲过,我们出版的朱镕基着作是“实录”,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是把朱镕基同志过去工作中重要的、精彩的部分呈现出来。在书稿征求意见过程中就有不少中央部门和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反映,书中很多内容和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很契合,是一部很好的教材。这说明,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觉得,这无论对于作者、对于我们出版者还是对于广大读者都是一件好事、一件有意义的事。

批示谈改革: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经朱镕基之手批示的文件,常常有很长一段批语。比如1991年1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内部资料》增刊总第1期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对“投资黑箱”的初步剖析与若干建议》。“投资黑箱”是上海市一些外国投资商对投资项目批准后,申请项目基本建设开工这一漫长而复杂过程的描述。报告以大量资料列举了外商在这一阶段中需通过上百个关卡,盖上百个图章。也剖析了“投资黑箱”内涵及消极影响,分析了其特点和成因,并提出了九条改进建议。看完报告后,朱镕基便在报告上方批语,称对待官僚主义,“不改革,要完蛋”。

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请送与“黑箱”有关的所有人员看看,议论一下,看这样下去,浦东能否开发,上海有无前途,然后请叶龙蜚、杨昌基同志拿起大斧来砍。我希望不要一砍又要砍几年,成为另一个“黑箱”。我只提一句忠告,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1.31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摘录

“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

自曝曾给自己提出“五戒”,但现实却让自己经常“犯戒”

我有一个建议请大家考虑,是不是可以少搞点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方法要改善一下。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经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我现在每个星期要去一个工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登它干什么呢?不上电视也不行。当然,我下厂绝对不允许电视台记者来,但有时候接待外宾,接待外国总统,不让拍电视也不行,这也还得上。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但是现在活动还是太多,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哪里有成立大会,哪里有喜庆大会,都要坐在那里陪一会儿,你不出席,就会引起很大误会,是不是你不重视这方面?另外,什么人来了你都要见,这样的话,使我不能真正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调查一些问题。所以,我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呼吁:你们那些喜庆活动不要请我参加。搞这些活动,效果是不是都好?我也怀疑。现在会很多,今天这个表彰会,明天那个成立大会,我们要简化这些活动,我们自己多下去,到基层去解决问题,这样比较好。另外,什么评比呀、检查呀,我看要少搞一些。我想与市经委商量,除了国家规定的评比以外,上海不再搞什么评比,至少政府不搞,民间搞可以。有好多评比是形式主义。外国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得努力,他不靠评比推动,他的产品质量是竞争出来的,不是靠评比出来的。不要摊派,不要搞形式主义的检查、评比。一评比、一检查就要吃喝,也影响社会风气。是不是我们从这方面简政,让企业、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一些。我相信,这也是调动、振奋士气的措施。我想就提这三个要求,包括我自己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廉洁政府,“我看关键是要从高级干部做起”

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这些口号都是中央提出的,我们应该身体力行。“廉洁政府”和“高效政府”口号的提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只有这个行动,才最能振奋上海人民的士气。

我们在4月25日提出这个口号以后,5月份我收到3696封人民来信,现在每天还有100多封。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房子、职称、纠正冤假错案等,但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对政府提出建议,对我们干部进行监督。如揭发谁吃了、谁喝了、谁受礼了,人民群众积极性很高。尽管他们在来信里面说,你说了能不能做到,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这么大量的人民来信,还是说明人民群众对政府是关心和信任的。

这个事情,我看关键是要从高级干部做起,所以,市政府关于刹吃喝风、受礼风的决定主要是针对局级以上干部制定的。言教不如身教,你以身作则了,别人就会跟着来。现在先从我做起。有些问题是要靠法制来解决,要采用各种方式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比如说,“七所八所”的问题,就是设在基层的税务所、派出所等等,他们都是直接跟人民群众打交道的。这里面确有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些事情怎么解决呢?我觉得就是要严刑重罚,逐步健全法制。另外,就是要把每个所的工作范围、工作制度公布于众,让大家来监督,这样风气才能好转。现在我们准备在一个区、一个县先试点。上梁正,下梁才能不歪。只有我们的506个局长,包括区长、县长行得正、坐得稳,下面的“七所八所”才能够正。不然,人们是不服的。我可以向同志们讲,这几个月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所有揭发局长吃喝的材料,经我们查实,结果都与事实不是很符合。从政府系统来看,我们这506个局长目前还确实是规规矩矩地在那里认真工作,比较负责任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社会风气是能够好转的。

———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朱镕基曾“走后门”帮索尔兹伯里买机票

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现在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票,局长那里留个票,处长那里留了票,科长那里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没有票了,完了你要买票,得走好多后门,想种种办法。

比如有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那个(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他上次见我谈完话以后说,请你给我买一张飞机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我也跟他开了个玩笑,我说,这航空公司都不是我管的,我这个地方管不了中央企业,但我跟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我给你买一张票吧。

这实在不像话!要把层层留下的票想办法统一管理,不能走后门。现在外国人要走,只能买高价票,否则根本进不来、出不去,这怎么得了?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投资也不会来,旅游也开展不了。现在我们确确实实对内要振奋精神,对外要改善上海的形象。

文件提出的十条措施很好,但我觉得这些事情落实很难。因为这些部门都不在我们管理之下,火车站归铁道部,港口归交通部,机场归国家民航局,他们是否都承诺了你们的任务?

这些事情我们要通过一定形式,召集有关方面讲一讲,最后形成文件,也要搞公开、透明,把目标、责任明确起来。

(编者注:当日上海市政府第十一次市长办公会讨论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改善上海旅游、投资环境开展优质服务工作的决定

———1988年7月18日《在上海市政府第十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讲话》

“现在这样一种分配政策不利于党联系群众”

为什么现在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么差?现在是党和权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对这个现象,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所以群众说,共产党把党员标准越来越降低了,过去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党员要“吃苦在前”,现在变成“同甘共苦”了,甚至连同甘共苦往往也做不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突出地讲不行。我们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有一些特权的。对这个问题需要提得高一点,得有一个办法。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党在法律面前应该和群众是平等的。

现在这样一种分配政策不利于党联系群众。它不是哪一个党员的问题,实行这么一种政策,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据调查,上海收入高的有十种人,这十种人的产生都是政策带来的。十年改革开放,从总体上说,政策是正确的,要坚持,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怎么掌握这个度?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1990年2月26日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的几点意见

采写:南都记者葛倩实习生舒洁图片:选自《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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